大同是儒家在《礼记•礼运》中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这是天道精神的体现。《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大同理想看之遥远,其实离我们很近,笔者多年来通过运用均衡管理理念来发现和思考问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实现生态、心态与健康的和谐均衡,则离大同之境不远矣,甚至可以说实现三者和谐均衡,便成就了天下大同。
环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出现,有大自然演化的因素,也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进程相关。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生态环境的变迁,从而成为环境问题变得突出的决定性因素。工业文明带来了科技的巨大进步,推动了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当人们还陶醉在工业化的巨大胜利时,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已经不期而至,并随著工业化的不断深入而加剧,甚而形成了大面积、全球性公害,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从20世纪30 年代开始,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身陷病魔,甚至死於非命。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在一周内60多人死亡。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短短几天内,4000多人相继死亡…… 20世纪后半叶,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沉降,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环境造成了危害。
随着经济的加快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总体上日益加剧,长期积累的环境危机逐步呈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迫在眉睫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当星空不再蔚蓝,当河流不再清澈,当土地变成荒漠,人类将何以生存,何以面对养育自己的地球母亲?
环境保护工作,要著眼于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生活质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布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机制,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科学认识和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强化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加快环境保护的法治进程。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进一步建立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政府部门要制定实行绿色发展政策,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发展过重的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GDP核算范围;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将环境绩效纳入其中,发挥其正面的激励效应。保护生态环境,必须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要广泛进行环保宣传,提高全民环境忧患意识;要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要积极鼓励、引导和整合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发挥其应有作用,维护公众的环保权益,积极发展环保产业。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古时有一位国王,梦见山倒了,水枯了,花也谢了,便叫王后给他解梦。王后说:“国王,大事不好。山倒了指江山要倒;水枯了指民众离心,君是舟,民是水,水枯了,舟也不能行了;花谢了指好景不长了。”国王当时就惊出一身冷汗,从此患病,且愈来愈重。一位大臣参见国王,国王在病榻上说出了他的心事,哪知大臣一听,大笑道:“太好了,山倒了是指从此天下太平;水枯了是指真龙现身,国王,你是真龙天子啊;花谢了,花谢了就要见果实了呀!”国王听后全身轻松,身体很快痊愈。
面对事物的态度有两种,一个是积极的态度,一个是消极的态度,没有兼而有之的态度。就是说要么我们以积极的态度乐观地对待与思考,要么以消极的态度悲观地去对待与思考。
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说:“积极的心态,就是心灵的健康和营养。这样的心灵,能吸引财富、成功、快乐和身体的健康。消极的心态,却是心灵的疾病和垃圾。这样的心灵,不仅排斥财富、成功、快乐和健康,甚至会夺走生活中已有的一切。”
医学研究人员发现,人体会自行制造一种叫做脑啡的天然体内镇静剂,由大脑分泌,在脑部和脊髓等特定的部位活动,能减轻痛感,过滤令人不快的刺激物,使人内心安祥和快乐。在积极的心态下,人的身体能把自身各系统、各层次、各方面的免疫力、抵抗力充分地调动整合起来,形成极为强大的对付各种细菌、病毒、癌细胞的综合抵抗能力,全身生理机能稳定,“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疾病就不会发生,一旦发生了也能很快的进行恢复,许多抗癌明星的典型例子就都是有良好心态的结果。“心态不良,抵抗力就不良”。在消极的心态下,人的各项指标都急速降低,外在的表现就是情绪低沉,萎靡不振,心跳无力,抵抗力下降,极易染指各项疾病。
美国养生学专家希尔德在阐述心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时举了这样的例子。有一次,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病理试验室里对一只小老鼠进行心态紧张的试验。教授不断在小鼠的铁笼子外边制造紧张的威胁,迫使它在铁笼子里到处乱窜;另一只铁笼子里则放着一只平安无事的小白鼠,故意给这只小老鼠制造安恬静谧的生活氛围。与此同时,希尔德将一种病毒注入到处于紧张和不均衡心态中的小老鼠身上,小鼠在五个小时后死去;然而他该病毒注射进那只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小老鼠身上,这只老鼠居然没有任何变化。
希尔德用这样的事实告诉人们:不同心态的人,对于同样可怕的疾病诱因,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长寿的根本原因,与他是否有稳定平和的心理不无关系。许多癌症患者尽管得病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希尔德教授说,他们一般都是心态不平衡的人。
因此,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自己关爱自己;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自己伤害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上医治未病”;最好的心情是宁静,一颗平常心,胜过灵丹妙药。
平和心态并非心如枯井,更非麻木不仁,也不是平庸调和。平和心态是用平常心情看待人生,用和谐心境对待世界。是积极而不消极,乐观而不悲观,不大喜大悲,不大惊大恐,是人生智慧、理性、阅历和磨炼的结晶。心态是健康、生命和人生的真正主人。做自己心态的主人,你就是永远的健康人。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描述的美景至今让人心驰神往,令现代人仍有“心旷神怡”之感,这应该就是生态和心态之间的美妙关系吧。
生态环境好,心态会受到积极的影响,生态环境恶劣心态会变得复杂阴暗。但这都是表面现象,若是想处理好生态与心态的关系,笔者认为还需更进一步去探讨,这也是均衡管理理论一直追求的,最根本、最深层次的联系。
在加拿大的东海岸,游人可以抓到大螃蟹。但却没有人把它当成产业,原因就是,如果有人大肆捕捞,游客们就见不到螃蟹,只有商人能见到了。当地政府规定,每一个游客只能带走四只,否则违法,将受到处罚。这样的规则,就像从前我们传统社会中的乡规民约一样简单,但它对维护当地海洋生态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位学者旅行到希腊海边,看见一位垂钓者钓了几条鱼后,就收竿回家,有些不解,问,为什么不多钓些回家,或者拿到集市上卖,赚些钱?那位钓鱼者回答,有这几条鱼够了。是的,在一个人人享受社会保障的社会里,人们就没有了生存焦虑,也就用不着钓尽海中之鱼,以富一家之利了。
在台湾中部的太鲁阁森林公园有著名的大理石峡谷,台湾经济腾飞之初人们大量开采大理石,连附近的城市人行道都是用优质的大理石铺成。但现在,整个大理石峡谷却被“封存”起来了,可以看到森林公园里青山、绿水,没有开发开采的场景出现。知情者说,封存大理石峡谷,保护这里的自然生态,是将财富留给后人。
但是在大陆南戴河黄金海岸若想看到大螃蟹,那只能回溯到5、6年前,而现在如果出现大螃蟹,会成为奇迹或新闻,中国的东海岸与加拿大的东海岸生态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之所以在中国的东海岸难觅大螃蟹,是因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对自然生态不同的管理理念,一些地方只要发现了自然资源,就会尽可能将其“变现”,通过一网打尽的方式,使这个地区快速地富起来,然后扩大规模与生产,使生态之富之美丧失殆尽。如果当地规定每个游客或居民只能带走四只螃蟹,海洋生态就会生生不息,就会为海边的人们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短视的地方政府却不明白这样简单的道理。其实,生态文明背后,是极其简单易行的小规则、小约定,还有就是有保证的管理与检查督促。
希腊钓鱼者则完全是一种生活心态,留得大海在,不怕没鱼吃,为什么要将活生生的鱼都钓起来贮存在自己家里呢?只要你热爱大海、保护好自然生态,大海就会为他们供应无限的美味,而通过大肆捕捞来发家致富,希腊钓鱼者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能在海边垂钓,能悠闲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原生态的幸福,这已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为什么还要画蛇添一只不必要的脚呢?
台湾太鲁阁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理念,则使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那种替子孙后代着想的人文情怀,传统中国人吃着喝着的时候,会念想自己家里的亲人是否温饱,节衣缩食也多是为后代着想,但那时更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替自己血缘亲情着想。而通过对大理石峡谷的保护,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管理者们,不是在替自己一家一族的后人着想,而是想着一个地区,一个“大家庭”的后代资源与幸福。
生态问题因此是一个心态问题,生态的文明依赖于心态的理性与制度的文明。当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当传媒的主旋律将发展定性为硬道理时,民间社会应该有着自己独立的追求,应该将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发展是为了幸福与和谐,而不是为了实现异化于人性的目标。我们的生态出现野蛮的破坏,遭遇超限的开发,根源于制度的缺失,个体没有理性约束自己,地方政府权力没有民间组织的有效制约,而GDP崇拜与政绩观又使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只有依靠自然资源来获得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有赖于民间政治文明与文化文明程度的提高,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有赖于媒体加强幸福观的熏陶,而使地方发展保持应有的低调。
自然生态已成为社会生态的一部分,改善自然生态,必须从改变社会生态、心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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